當我們說信星座時,我們在說什么

2019-11-04
來源:澎湃新聞

  2014年5月24日晚,《中國國家天文》雜志舉辦了題為“西方星座文化的歷史和現狀”的講座,講座邀請了天文學家、科學史專家和某商業機構的占星師。正是邀請占星師這一舉動,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抗議,數十位國內外知名大學的研究者(以研究生為主)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對<中國國家天文>雜志“國家天文大講堂”舉辦占星主題報告的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信中指出天文學傳播相對于星座文化處于劣勢,該講座違背雜志社的科學宗旨,容易讓人誤解占星術屬于科學(天文學)的一部分,即便目的是引導相關討論,雜志社的宣傳手段也值得商榷。

 

  今天流行文化中星座元素隨處可見,偶像劇、綜藝、動漫作品中比比皆是,而且西方占星術與本土算命相結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接受并使用“星座”相關的話術,問什么星座似乎要變得和西方問天氣、中國問吃飯了嗎一樣普遍。學界也在逐漸接受這一事實,從斥之為偽科學到逐漸正視星座文化,思考星座文化的傳播價值和背后的信仰問題。

  即便是現代科學工作者,如前述《意見書》也承認歷史上占星術曾與天文學同源。事實上作為科學史或者科學哲學命題,什么是科學本質上是一個定義問題,科學史界將現代科學形象地稱為“窄面條”即狹義上的科學,特指從牛頓革命以來形成的獨特的研究方法;將系統的知識形象地稱為“寬面條”即廣義的科學,泛指系統的知識或認識世界的方法。

  二十世紀占星術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邏輯實證主義失語之后,科學萬能論破產,而煉金術被化學取代,天文學卻無法取代具有精神指導價值的占星術,因而占星術在二十世紀再次復興(見朱彤《二十世紀占星術:科學劃界與科學檢驗》)。顯然占星術可以是一種寬面條,但決不會被科學共同體接受為窄面條,但其負面判據并沒有影響其在科學界之外的傳播。因此我們不需要討論占星術是否是窄面條的科學,而需要探尋的是作為非科學的星座文化為何會流行起來。

  本文討論的就是現代占星術為代表的星座文化和窄面條科學,將從星座文化和科學素養這兩個角度出發,通過對已有研究的梳理,不僅還原星座文化(一階研究)的發展,也還原相關學科研究(二階研究)的發展;試圖通過回答現代占星術/星座文化是否是科學,以思考科學是什么,信仰是什么,當前的相關研究是否存在什么不足。

  一、現代占星術與星座文化

  我們選取知網作為數據庫,以星座文化為關鍵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進行檢索(不以占星術為關鍵詞是因為占星術在人文社會領域除了星座文化,還與古代天文學、政治、文化密切相關,區分度不如現代使用的星座科學),共檢索到125篇相關文章。

  這些相對學術的文章千禧年前后開始出現,這與當時互聯網逐步普及是同步的。文章關鍵詞主要包含星座(包括具體的雙魚座、射手座等西方星座)、古巴比倫、占星學、星座文化、人際交往、大眾傳媒、自媒體、青少年發展、信念系統等。(見下圖關鍵詞共現網絡)內容從一開始的借此分析青少年心理,到解析相關社會現象,到近兩年以同道大叔為代表的IP分析和以微信平臺的創新擴散研究。反映出學界已逐步接受這一現象,并開始從消費主義立場予以承認,并主動推廣擴散。

  

 

  這些文章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比較研究,將對古代-現代、中國-國外的占星術進行比較,一類是心理學、社會學分析,一類是近年來興起的創新傳播研究。我們將重點關注那些分析星座文化的社會學、心理學等文章,看看學者是如何解讀并看待星座文化的。

  2003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張君敏的《星座現象的社會學解讀》,文中給出了星座文化流行的五個理由:(1)通過和血型、生肖等結合,形成誘人的組合;(2)預測內容包括性格、婚姻、工作等,符合年輕人需求;(3)預測帶來的自身滿足,特別是準確預測時的滿足感;(4)互聯網的出現和推動;(5)成本低廉,比中國傳統命理學簡單易懂。這五個理由直到今天仍是大多數文獻所秉持的,只是目前看起來第一點值得商榷,因為這種中西合體的解讀現在已經逐漸被拋棄,因為西方更為系統的占星術包括塔羅牌逐步進入中國,更具體系化的星座文化將更具吸引力。除此之外,后續的研究還有從傳播角度認為,星座文化的傳播存在小圈子,往往呈現出以女性為推動者的布道似的傳播(何華莉《星座與愛情——對校園“星座文化”的社會心理學分析》),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社會的發展,今天信息技術更為快捷,這種傳播方式也面臨更新換代,特別是粉絲文化的興起,星座文化似乎已經過時。從文化角度看,學校無法提供大學生需要的主流文化,而社會層面又面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當今社會是風險社會,安全問題、信任危機、制度問題都使得大學生投向星座文化(見鮑鐵文《大學生星座文化成因芻議》)。

  圍繞這一社會現象,不同學者也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但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大多持寬容態度,并沒有像自然科學學者一樣斥之為偽科學。他們更多的圍繞這一現象的成因,給出正反面的社會影響。事實上,正如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阻斷了人們的想象力一般,永遠只從科學-偽科學模式思考星座文化,可能也會妨礙我們對星座文化的理解。

  韓紫薇在《星座文化對于青少年的價值》中的辯護可謂一針見血。她指出星座文化的價值就在于自我選擇的語言和價值觀,與其說人們通過星座來認識自己,不如說是通過星座的語言來構造出一個自我,通過星座語言中模棱兩可的話語逐步搭建出一個自在體。這是從薩特的哲學角度給出的極為深刻的認識,因而她認為星座文化具備了教育的價值:(1)星座文化將性格細化,將品格精準到待人接物之上,給青少年積極向上的指導;(2)傳統的教化是以外在榜樣為對象的,星座卻以自身為對象,建構出一個新的自我,;(3)也正因為此,星座的人性觀不再是假大空的概念。后續的確有人跟進了相關研究(如王柯瑾《“星座文化”對大學生受挫行為合理化的影響研究》),大學生的確可以通過星座構建新的自我。因此韓紫薇做出了以下辯護:(1)作為大眾文化的星座,本質是取悅大眾,自我認識是大眾極為關注的內容,星座雖然淺薄但通俗易懂,極具生命力,我們要做調節市場的手,去引導更健康的星座文化;(2)星座是否科學根本不重要,文章極為深刻的指出,自我認識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問題,一味的以“偽科學”進行反駁,本質上是默認科學是唯一的價值,將科學等同于正確,實際上我們有選擇的權利,我們可以選擇科學也可以選擇不科學。本質上和中國傳統的生肖等命理也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類似這種的分析,完全脫離了科學話語體系的討論,甚至對于自然科學研究者而言,等同于話語權的剝奪,因為對于一個真正的自然科學研究者而言,他選擇了科學,必然是出于對科學的價值認同,本質上會回到“兩個文化”的分歧上來,我們將在后面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

  而較為系統的分析來自邢婷婷的《命理信仰在當代的復蘇》,文章認為星座文化是目前命理信仰最淺的一層,雖然談論者很多,但層次普遍較淺,“青年人雖然熟練運用這一套符號話語,但是他們并不深究背后的知識體系,也不是必然將星座運勢作為行事的依據。在他們看來,星座文化對于當代青年人而言更多是一種社交方式。”它的傳播呈現彌散式的特點,雖然不是青年人文化的核心,但是文章也指出很多人通過星座走向了命理理論。文章指出命理理論復蘇的原因是:(1)青年個體處于“脫嵌”狀態,他們追求獨立,游離各種群體之外,但是又需要群體的慰藉,而星座提供了這樣的低門檻話題;(2)線性進步史觀和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焦慮,使得青年人尋找自身力量以外的慰藉。因此文章也明確指出,“命理信仰的出現和興起并不代表著科學觀念地位的下降,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兩條道路,解決的是兩種問題”(但文章沒有給出論據)。當今社會科學是主流價值觀,而星座則賦予他們個體的意義,當然文章也指出要避免星座的宿命論和虛無主義。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再次可以看到,和自然科學研究者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寬容,本質上是各自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決定的,前者奉科學為圭臬甚至陷入科學主義的泥淖,后者多秉持文化多元主義甚至陷入文化相對主義的泥淖。

  二、星座文化的實證研究

  除了定性分析,國內已有的研究也有少部分定量的實證性研究,不同的社會學調查,也能得出有趣的對比,下面舉幾個例子進行說明。

  中國傳媒大學陳銳《大學生星座文化接觸行為研究——消費文化下的青年時尚透析》中通過問卷考察了大學生星座文化的動機,文章認為大學生的動機主要是出于好奇和消遣,其次是群體影響和社交需要,這是由大學生心理決定的,文章潛臺詞似乎是別擔心,等他們老了,他們就不信這個了,會信點別的什么了。事實上,星座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文化話題了,大家已經默認的接受了它。

  中國人民大學黃文彬《高校人文社科工作者中星座預測現象研究》進行了樣本量較大的調研和訪談,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結論:(1)大多數受訪者不相信本土迷信,而對舶來品相對迷戀;(2)星座預測在年輕人和高學歷知識分子中中盛行,各種迷信在女性中都很有市場;(3)地域性明顯,東部要比中西部更容易相信星座預測;(4)學歷越高越容易相信星座預測。不過文章并沒有解釋原因。其中第三點地域性因為樣本地域性不足,存在疑問;而且其表述存在很大的歧義,如選項中有些相信星座預測的描述并不精確,有些的程度是什么樣的,相信星座預測也存在多種解釋,都是文章沒有給出的,這也是大多數社會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后面也將進一步討論。

  北京師范大學李志英《大學生星座觀調查》將迷信和宗教都視為科學、無神論的對立面,主要對北師大不同院系的進行了調查,文章粗暴的認為女性更容易信星座是因為生理結構不同,更容易迷信。優點則是問卷很細致,很多很細的切入點,以避免單純的二分法。

  但這些調查總體來說比較死板,我們不妨來再來看一個國外的案例(見坎平《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believe in astrology?》)。尼古拉斯·坎平(Nicholas Campion)是一個占星師、歷史學者,接受過嚴格的歷史學、社會學訓練,他自己對占星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當然是從他的立場)。

  他的數據庫來自1975年到1996年間在英國、加拿大以及美國進行的蓋洛普民意測驗,其中大約25%的成年人對類似“你相信星座嗎”這樣的問題回答“是的”。于是坎平自己也進行了研究,他對英國占星學會進行調查,大約只有27%受眾表示相信占星術,這個比例和普通人差不多,坎平感覺不可思議,于是進一步調查發現原來是調查的用詞會產生歧義。對于那個占星學會而言,大多數人認為,占星術就是客觀存在的,而信仰是去相信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在對以18歲到21歲男性為主的學生群體進行調查時,他發現,70%的人每月看一次星座專欄,51%的人會重視星座專欄給出的建議。其他的問題答案多種多樣:98%的人知道自己的星座,45%的人認為星座典型性格與自己性格相符,25%的人認為星座能作出準確的預測,而20%的人認為星座真的能影響到地球上的生命。較高的數據與之前的一份“73%英國成年人相信星座”的調查結果相近,而最低的數據與蓋洛普民調結果相似。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只問有多少人信星座,我們很可能困惑,因為這個比例是如此的跳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信仰”本身的多層次和復雜性,同時也意味著,社會學的調查需要很細致的問卷,和很靠譜的統計,前述李志英的調查就要比陳銳的調查更細致,李志英的研究表明北師大的學生78%只是無聊時候玩一下星座。

  三、信星座與信科學

  類似的問題在科學方面同樣存在。試想,我們如何評價一個人是否信科學呢,是能出燈泡為什么發亮的原理,是知道牛頓三定律,抑或知道核反應的原理?

  實際上,我們常用科學素養調查來衡量,這是美國學者米勒1983年提出的。二戰之后美國加大自然科學投入,并推進教育改革,米勒基于社會學方法制定了一套評測體系,很快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采用。

  但這一測評方法并不能讓人高枕無憂,雖然很多時候一些研究者也只是單純的、機械地套用這些方法,但也有一些學者反思方法背后的價值取向和改進措施。李大光《2018國際科學素養調查數據提出的挑戰》中就提及了前述星座文化調研類似的問題,只不過這一次不僅僅是字詞的多義。他指出中國科學素養總體是低于美日韓的,但是在歷次調查中,中國公眾能回答正確進化論(演化論)相關問題的比例均在70%,而這一數據2018年美國是52%,以色列是63%,歐盟70%。李大光敏銳地指出,科學素養本質上是公眾對科學技術的了解程度,不同文化里的“常識”“成見”會影響人們的判斷,中國特有的國情使得民眾對進化論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這種了解僅僅是結果的知道,而非內涵的了解。又比如50歲以上的人可能對新鮮事物接受程度不如年輕人,他們可能不熟悉互聯網,如果由此出一套以互聯網為考題的科學素養測評,能說明50歲以上公眾科學素養低于年輕人嗎?單一數據尚且存在這么大的迷惑性,更不用提最后得出的綜合數據了,這樣的數據掩蓋了真正的復雜性。

  正如李大光文末說的“由于中西語言存在差異和基本理論存在差異,中國對科學素養的概念進行了改造,多年來堅持最初引進的概念和指標一成不變,同時把科學素養綜合數據當成唯一的衡量指標,為了一個數據值的高低而競爭攀比,為調查而調查。”卻忽略了調查的目的是發現問題,并進行改進。

  由此,我們知道當我們單純地說一個人是否信星座或者信科學,首先信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多義,何況信的內涵極為復雜,單純地說信與不信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就好像因為坎平是占星師,他信占心術同時又符合學術規范,他為此寫了一本書《What Do Astrologers Believe?》來說明這一點。我們評價他的學術價值難倒會因為這一點而有所不同嗎,這不是和科學標榜的價值取向不相符嗎?

  只是對于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已經習慣了單一化的看待問題,已有研究表明,中國人的科學觀念和政治觀念等保持著高度一致,但其他國家的人并不總是這樣。這個世界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每一個占星師都是不同的,正如每一個科學家都是不同的一樣。科學和人文的鴻溝之所以大,并不是由于無法溝通,而是因為固執與傲慢的堅持自己的立場和世界觀。

  最后我們不妨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當我們問一個人是否信星座或是信科學的時候,我們到底是問什么。首先,從社會學調查角度而言,語義的歧義和重復會干擾我們的的判斷,我們必須在同一語境下提出這一問題,并確保“信”的內涵。坎平的調查已經說明占星師的“信”可能和大多數人理解的信仰不太一樣,這或許也解釋了國內研究中觀察到的為什么高學歷的知識分子信星座的比例更高,正如邢婷婷指出的那樣,信星座并不影響科學成為主流,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即后面會進一步解釋的兩種不同的信。其次,語言代表的是認識,如果我們說的是方法論上的信,那么信星座和信科學意味著星座和科學都是工具,這倒很符合中國人的民間信仰,什么神祇有用拜什么神,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我們要用,星座可以解決部分人的價值問題,所以會流行。如果我們說的是本體論上的信,那么星座和科學本質上兩種認識世界的方法,當前流行的進步史觀會讓更多的人采用科學的世界觀,背后的原因卻千差萬別。這就涉及到第三個問題,即自由意志和價值選擇。從簡單的排列組合我們就可以知道,理想狀態下,人們的信存在四種情況:即方法論的星座本體論星座,方法論星座本體論科學,方法論科學本體論科學,方法論科學本體論星座。但實際情況可能大不相同,可能方法論和本體論都為科學的人會比較多,因為近代以來科學教育逐步建制化,星座(或別的神秘主義或地方文化)相對沒有那么多資源。甚至誕生了所謂的科學主義,即極端的認為不以科學為本體論的人都活該被騙、被淘汰、沒有生活的權利。而且關于價值選擇本身也是價值負荷的,有些人認為選擇科學是美的,其他就是丑陋和愚蠢的,有些人認為選擇科學是古板的,社會不應該那么冰冷。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單一的價值,也從來不那么理想化。怎么看待這種多元,本質上也是一直價值選擇,討論也就沒有了盡頭,從這個角度而言人的科學要比物質的科學復雜的多。我們也只能展示出這種復雜性,然后在這里停下了。 

[責任編輯:董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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