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每個人都應成為攀登者

2019-10-24
來源:成都日報

    

《攀登者》海報

        提要

  今年國慶檔電影,以《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國慶獻禮片的表現最為搶眼,而根據阿來新作《攀登者》拍攝的同名電影,目前票房已逾10億元大關。

  阿來說,“我寫《攀登者》就是寫精神、寫中國人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我是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登山,那是我們自古以來首次用科學的方式對待我們的山川河流。那是在國家極其困難的時候,很多人飯都吃不飽,在那樣一個情形下,攀登珠峰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人的意志、國家的意志讓這種不可能變為可能,最后彰顯了英雄主義精神。”

  嘉賓

圖片來自網絡

  阿來,1959年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當代一線作家。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轉向小說創作。2000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5屆茅盾文學獎,為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得獎者及首位得獎藏族作家。2009年當選四川省作協主席,兼任中國作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2018年《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成為四川文學史上首位獲得茅獎、魯獎的雙冠王。主要作品有詩集《梭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散文《大地的階梯》《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云中記》等。

  對話

  地球之巔的誘惑

  記者:與很多一線作家不同,你多年來一直在關注、研究中國西部,尤其是橫斷山脈的人與事,這也構成了你獨特的視角。

  阿來:我們的寫作不能是“急時抱佛腳”的寫作,就是那種為了寫某個題材才去匆忙閱讀相關資料。閱讀是一個作家長期的儲藏。涉及中國西部,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人對中國西部的考察與探險,比如斯坦因、約瑟夫·洛克、亨利·威爾遜、大衛·妮爾、斯文·赫定等,他們的考察記我全部讀過。你會發現,“他者”的眼光的確不凡:我們的大熊貓也是西方人科學發現并命名的,還有珙桐、帝王百合、高原綠絨蒿以及多種高原杜鵑的發現以及命名過程。2014年冬我準備寫作一部涉及西方探險家進入橫斷山脈的小說,目光就聚焦于青藏高原的雪山深處……

  記者:對于喜馬拉雅山珠峰的考量,一直就是西方探險者熱衷的。

  阿來:對啊。比如約瑟夫·洛克,在采集動植物標本之余就一直渴望確定何處是地球的海拔最高點。他聽說青海的阿尼瑪卿山極可能是最高處,就前往探測,測出其海拔有8000多米,超過珠峰。后來又聽說最高處是四川的木雅—貢嘎山,再次前往,測出的高度超過了9000米。我覺得洛克在測量上過于隨意。其后又有兩名美國人估測也超過9000米,認為它是世界第一高峰。造成這些錯誤,很可能是因為比起無路可攀的珠峰來,人們很容易近距離觀察阿尼瑪卿山和木雅—貢嘎山。

  記者:1957年11月,一封來自蘇聯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蘇聯部長會議體育運動委員會登山協會主席團,簽名是蘇聯的12名知名登山運動員。來信寫道:“我們認為我們有責任向你們提出要求,要求允許組織蘇中聯合登山隊,以求在1959年3月到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紀念的獻禮。”

  阿來:埃佛勒斯峰是英國人自19世紀中葉起對珠穆朗瑪峰的稱呼,但在1721年出版的《皇輿全覽圖》中,中國人已將這座山峰命名為“珠穆朗瑪峰”。因此中方后來回信時用了“珠穆朗瑪峰”,之后蘇方也用了珠穆朗瑪峰的稱謂。

  記者:這些歷史反襯出1960年中國組織的首次成功攀登珠峰,意義超過了體育界。

  阿來:那時國家經濟很困難,全國總工會組織這樣的登山,第一是國家對于地球最高點的主權宣示與科考,意義重大。第二,中國人第一次才知道了登山的深遠意義。由此,也可以發現流行于西方的探險,終于在中國得到了首次正視。

  這樣的攀登者的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1960年和1975年的兩次登頂都是國家行為,跟今天的戶外運動完全不同。那時中國人還沒有登山的經驗,氣象、地質條件在登山者面前是一片空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更像一次探險。古往今來,探險的題材都是彰顯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今天,有不少人卻不敢相信、不愿相信英雄主義了。在傳統“中庸”保守的文化基因里,注入一些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意義很大。我寫這個作品,就是在生活中尋找這樣的情懷……

  尋找英雄主義的覘標

  記者:在攀登珠峰的艱巨過程中,很多人犧牲了,只有極少數人才成為英雄。

  阿來:兩次登頂,犧牲在山上的不光有登山隊員,還有很多科學家。比如一名北大的年輕教授在7000多米處勘探時犧牲了。因為說珠峰崛起于海洋,這需要科學證據……即便是成功登頂的人,也留下了永久的身體創傷。但他們沒有后悔。記得我采訪王富洲,那時他在醫院,但再也沒有走出病房。我上去握住他的手,手卻是空的。我握劉連滿的手,缺得更多,也是空空蕩蕩。屈銀華的手是好的,可鞋一脫,半個腳掌都沒了。病床上的王富洲奄奄一息,但一說起登珠峰,醫生都說,王老的眼睛這幾天最亮。貢布說,“我住院的時候,有個護士老來看我。她是最漂亮的,我也是最帥的。后來她成了我的妻子……”

  珠峰北坡海拔7400米到7500米處,有一條非常狹窄的通道。北坡盛行偏西風時,大氣正好從較寬處流向較狹窄的通道,風速變得更大,一般約為相同高度大氣風速兩倍以上。登山者解釋,珠峰的“狹管效應”,還有“風寒效應”,會使登山者的體感溫度大大降低,造成嚴重凍傷。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珠峰,如果你想向上的話。重要的不是登頂那一刻,而是攀登的過程。現代社會提供了很多麻醉品,讓大家逃離、躲避,忘記眼前,獲得暫時的解脫。但現實是無法被忘記的,它必須直面。特別是內心的事,要靠自己去克服,靠建立更健康更豐富的情感。

  他們登頂珠峰,那就是英雄主義的覘標,也是一個國家的覘標。

  一個不斷超越自我的過程

  記者:你如何理解“攀登”的含義?

  阿來:攀登有兩種含義:一是自然界的,另一個是超越自我。

  關于自然界,我更愿意說是與大山對話,要了解它、深入它,我們可以直接用身體去感觸自然界的偉大。置身偉大的群山懷抱,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感受到自然的神性。

  其次,攀登是一個不斷超越自我的過程。這個超越自我也有兩層內涵:第一層是戰勝身體的極限。人不適合在那樣高海拔的地方生存,連基本的氧氣都不能充足供應,加上極低的溫度,還有十幾級的暴風。第二層是意志。面臨任何一種生死存亡抉擇的時候,人可能會懦弱、會退縮,但還是有人會選擇突破自己的生理極限。其實人的成長就是這樣,一個人從平凡到不平凡,往往是因為其克服困難的能力比別人更強,意志更堅定。比如當年登頂成功的三個人,王富洲是剛剛從地質大學畢業的學生,屈銀華是一個伐木工人,貢布是一個普通的解放軍戰士。他們與今天熱愛戶外的人不一樣,他們之前對登山知識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之所以把他們聚集起來,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比較強壯而已。他們都是平凡人,起點跟所有人都是一樣的。但當他們在攀登珠峰的過程中克服那么多困難,登上峰頂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平凡了。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英雄,但在成為英雄之前,克服平凡的這個過程中,需要堅韌的意志。

  攀登者永遠在路上

  記者:你采訪過登山隊員潘多、桂桑等人,最難忘懷的是什么?

  阿來:1975年的第二次登頂珠峰,桂桑與潘多到了8300米營地休整。桂桑脫掉厚重的靴子,燒上開水,帳篷外正風雪呼號。水開時,一位隊友恰好進來,涌進來的狂風掀翻了燒水壺,沸水潑灑在桂桑腳上。就是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她的命運。受傷的桂桑不得不放棄繼續攀登,由此潘多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從北坡登頂的女性。很多年后,我問已經成為職業登山家的桂桑:“這些年你不是都在登山嗎?登了那么多8000米以上的山,珠峰也不止上去過一次,為什么每次你還要哭?”

  桂桑回答:“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

  這是多么刺骨的話。這是登山到一半的人,她一輩子的心思都沒有了……

  但是,攀登者畢竟永在路上。

  記者:這是最感人的場景。你親自去攀登過珠峰嗎?

  阿來:我歷來喜歡遠足、登山,在四川登過海拔6000米的高山。2014年夏,我來到珠峰5200米的大本營,遙望珠峰,感覺并不遙遠。其實,這是視覺在欺騙自己。我一時興起,決定一試。每上80—100米,氣溫下降1℃。走兩到三步,必須停下喘氣。我用盡全身力氣,爬了七八個小時,終于在身邊見到不融化的冰雪了。一測海拔,5800米,也就是說才登高600米。這次親身體驗,大大加深了我對登山英雄的敬重。

  所以,我把攀登理解成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山在那里,身體允許的情況下,我也想上去看看。漢唐中國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向往,唐玄奘、張騫都曾去到未知世界。正是這些頻繁地對世界的探索,讓整個民族充滿浪漫的英雄主義情懷。

  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成為攀登者。

  手記

  2019年10月12日 成都

  “李國梁終于接近多杰貢布了,他托著攝影機,拼命推到多杰貢布手邊。多杰貢布再伸手拉他時,他搖搖頭,口中溢出一股鮮血。在幾位隊友的呼喊聲中,李國梁打開連接在保護繩上的金屬環扣,穿著紅色羽絨服的身影,飛快下墜,凌空飛向了無底的深谷。

  暴風雪再次襲來,珠峰峰頂消失。

  無聲,一切無聲。只有狂風卷著暴雪撲在護目鏡上模糊了視線。

  那些雪片,像鳥,像蝶……”

  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0月推出的阿來新作《攀登者》的片段,可以從中發現阿來一向的深刻內在思考與文字的力度,沒有任何濫情。1960年5月25日,中國登山隊完成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從珠峰北坡登頂的壯舉,卻因沒有拍下照片而遭受質疑。王富洲、屈銀華、劉連滿、貢布從8700米沖刺頂峰時,劉連滿、王富洲與屈銀華召開黨小組會,決定貢布接替劉連滿,由王富洲、屈銀華和貢布登頂,而劉連滿甘當人梯,托舉3人上了峭壁。《攀登者》的原型,就是這4位英雄……十多年后的1975年,一支年輕的登山隊再次登頂,將五星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令世界矚目。

  12日下午采訪阿來時,他說:“最應該讓人銘記的,恰恰是像劉連滿這樣甘當人梯的英雄。”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想請‘上影’承擔一部國家重點影片。”來自國家電影局的一個電話,表達了《攀登者》最早的創作由頭。在他們心目中,阿來成了劇本創作的最佳人選。很快,阿來提供了一個1萬多字的提綱,梳理出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節走向。《攀登者》創下了世界電影史上,海拔最高的關機儀式的紀錄。《攀登者》最大的意義,是通過一部影片將文學、電影的力量匯聚到了一起,填補了國產電影在登山、探險題材上的類型空白。

  對這部五萬多字、一共分為79個小節的《攀登者》,阿來坦言:“我一般不會輕易接手一個寫作任務。但涉及這樣的重大題材和登頂珠穆朗瑪峰,何況我多年來就一直關注橫斷山脈的人與事,十分熟悉這些登山英雄,所以我寫得很順手。2018年10月20日晚10點在青藏高原稻城縣的仙乃日、央邁勇、夏洛多杰三座神山下動筆,2018年11月2日早晨6點于阿爾及爾完稿。我每天一早開始寫作,利用了一切能夠利用的時間。”

  電影通常是90-120分鐘,大概70-120個場景。一個場景,人說幾句話,做幾個動作,幾分鐘就過去了,所以在創作劇本的時候要預估時間;而小說創作顯然更自由。

  阿來認為,電影和文學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不能完全放在一起比較。尤其是分鏡頭劇本,往往對原作改動極大,這似乎也是合理的。但創作者最大的樂趣在于過程,“我非常認真地完成,結果就不管了,不論收獲的是鮮花還是荊棘,都跟我沒有太大關系。而且,我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不會重讀,因為它對我已經屬于過去,它已經是讀者、觀眾的了……”

  此前阿來曾擔任《西藏天空》的電影編劇,但像《塵埃落定》等,一般是小說出版后再被改編為電影或戲劇的。《攀登者》很特殊,這是阿來首部完成的電影文學劇本。問阿來:今后還會涉獵這方面的題材或繼續創作影視劇本嗎?阿來說:“我關注很多歷史或現實的東西,但只有極少數才能變成我的寫作。我也不太喜歡把一個作品定義成某種方向的轉型。作家的要義,最終是要呈現好的作品。”

[責任編輯:郭玉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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